凌晨五點，天蒙蒙亮，在地球的另一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正趕往農場大棚。來自中日韓、馬來西亞、尼泊爾、法國等國家的上百位年輕人，有人還沒睡醒，有人正互相打氣。
今天是摘藍莓的第一天。他們是採摘工「picker」。
每年，成千上萬名年輕人通過打工度假簽證進入澳大利亞，在農場、肉廠、牧場之間流動，在一年裡經歷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世界：一端是熟悉的辦公室或校園，另一端是以體力勞動計酬的流水線與果園。
近兩年，「澳洲WHV」「肉廠打工」「農場日記」等詞條鋪滿社交平台。點進帖子，最常見的不是悠閑旅行的風景，而是一篇篇記錄體力勞動的日常：肉廠刀手、烈日下摘藍莓、谷牧場掃地。
與之相伴的，是一套極具吸引力的「高薪敘事」——「我的青春146一小時」「一天賺2000塊」。在這些標題中，體力勞動被包裝成一種短期、高回報的選擇。
這種敘事並非只停留在網路層面。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放寬打工度假簽證政策，2024年澳大利亞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首次突破20萬，達到21.3萬，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萬增加了約7.2萬人。
是什麼促使這些原本在辦公室的年輕人，願意脫下長衫，走向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打工度假生活？
藍莓農場採摘現場，與陸皓月和陳青青一同工作的年輕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受訪者供圖。
還能靠什麼生活？日子並沒有出什麼問題。
本科畢業時，米婭身邊幾乎所有同學都在準備讀研，她卻說不清自己還想繼續學什麼，順勢進入了職場。畢業前，一位好友曾邀請她一起去澳大利亞打工度假，她沒太當回事。那時，她更願意相信另一條更「正確」的路徑——「預設自己在職場會像《穿普拉達的女王》一般，過上Office
Lady的生活，升職加薪，走上人生巔峰。」
她在一家澳大利亞留學中介工作了三年。「老闆挺好、同事也挺好、工資待遇也不錯，工作很輕鬆。」這幾乎是一份沒有明顯短板的工作。
正是在這樣的狀態里，離職的念頭開始反覆出現。
「我到現在也會問自己，為什麼想不開？」米婭停頓片刻，「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已經全在我的舒適區，甚至是沒有一點成長。所有東西都一樣，你就覺得自己日復一日，每天都在複製粘貼。」
2023年，米婭辭職。之後，她前往菲律賓的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個月，又回國創業。那段時間，她給自己設下一個並不對外說的「分叉點」：創業成功，就去澳大利亞度假；如果失敗，就去打工度假。
創業最終沒有成功。
真正落地墨爾本時，米婭帶著一張幾乎空掉的信用卡。沒有現金、沒有訂好的住處，也沒有工作。她在青旅里按天續住，一天天算著賬。一連串的斷檔讓她意識到，過去的白領經驗在新環境里幾乎無法使用。「如果不再依賴我在國內學的那套白領技能，我還能用什麼養活自己？」
西悉尼大學（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遺產與旅遊研究專家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將這種狀態稱為一種「閾限性」——當人暫時脫離原有的社會角色、職業身份和評價體系，既不屬於出發地，也尚未真正融入目的地。「在這種階段，人會獲得某種自由感，但同時也會失去原有結構給予的安全。」她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不僅要有白領的技能，同時應該有藍領的技能。」不是突然的頓悟。過去兩年，從辭職到創業失敗，米婭經歷的迷茫，與許多同齡人並無不同。來到澳大利亞後，這個問題開始變得迫切而具體。
她最終把答案落在了「按摩」上。
「放眼全世界，按摩是最容易找到工作的技能之一。」米婭說，「你到一座城市，給老闆按上一按，他就能判斷你能不能做。不需要學歷，也不要經驗。」
從零開始學習按摩後，她在澳大利亞攢下了第一筆錢。按摩店包住，一天保底200澳元（約合人民幣1000元）。對剛落地澳大利亞、沒站穩腳跟的人來說，這是她的「安全墊」。
在她看來，「我們的白領技能也許只在我們本國使用。換一個語言環境，換一座城市，也許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工作。比如你數據分析能力再強，你能保證換個語言環境馬上能找到相關工作嗎？但如果你會按摩，你換到別的城市，永遠都有店在招人。」
11月份，米婭短暫回國。一次做足療時，她注意到女技師穿著高跟鞋進來。出於職業習慣，她提醒對方：「按摩是不可以穿高跟鞋的，發力點一旦錯位，對身體的損傷非常大。」米婭讓其脫下鞋子，女按摩員搖頭拒絕：「不行的，公司規定不可以脫高跟鞋，脫了會被罰款。」
這次經歷沒有改變米婭對按摩手藝的判斷，但讓她意識到，同一種技能，在不同的工作環境，會被賦予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規範。
如今，米婭在一家肉類包裝廠做機器操作員。工廠規模不大，員工約百人，主要承擔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在西澳大利亞所有門店的豬、牛、羊肉及香腸供應。
她所在的崗位，屬於生產鏈條的前端。每天八小時，她負責操作機器，將原料肉攪拌、混合、冷卻，再把成品肉推送到流水線上，交由後續員工製成漢堡肉餅、肉丸或香腸並完成包裝。
這份工作被歸類為輕體力勞動，但全程不能坐下。
「比如今天，我做的是漢堡中間的肉餅。其他員工用鐵制拖車把約200公斤肉送到我面前。之後我用機器把肉倒進大型攪拌桶里，加入調料和水進行攪拌和冷卻。達到規定溫度後，我再手動把這200公斤肉推幾米，配到流水線上。」
每天，米婭大概需要推12桶。工廠的節奏並不完全由她掌控。有時要等前端送肉，有時要等後端包裝完成，有時還要等原料到位。真正忙碌的時間，被切割成一段一段，大部分時候是在等待。漢堡肉的機器也會輪流生產肉丸、香腸或肉碎，為了避免長時間重複同一種操作，幾個品類會交替進行。
這份工作是她通過一家勞動派遣公司得到的。她先將簡歷投遞給派遣公司，再被分配到這家肉廠——肉廠本身也是派遣公司的客戶。當地招聘通常分為全職（full
time）和臨時工（casual），新人幾乎都從臨時工做起。「線上投簡歷效果一般，線下遞交更容易被注意到，至少能說明我已經在這裡，也住得近。」
「不管學歷有多高，先有一門養活自己的技能，是最重要的。」
異國他鄉的生活仍會突然「抽走地板」。「有一次我的錢包丟了，裡面將近1000澳元。當時準備去購物犒勞自己，結果東西花了不到100澳元，第二天錢就丟了。此前賺的錢都轉回了國內，幾乎身無分文。」
她結識的朋友得知了這件事，給她轉了300澳元。「雖然不多，但也能撐到你下次發工資。」澳大利亞多為周結薪資，那筆錢，剛好讓她度過了一星期。
差幾公斤找到一份工作，並不意味著真正站穩。
很多打工度假的年輕人面對著更直接的現實——即便願意付出體力，也未必能留下來。陸皓月和陳青青就是其中之一。
她們開著車，從悉尼一路駛向名為「藍山」（mountain
blue，公司名）的藍莓廠。四五個小時的山路後，她們住進集裝箱式的宿舍——八人一間，關上門幾乎與外界隔絕。
「只有廚房有網路，」陸皓月說，「那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很絕望。」
真正的衝擊，從第一天上工開始。
入職介紹剛結束，她們便被帶進果園開始採摘，一直干到下午三點半。當天，近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採摘工被分成三組。前一批採摘工告訴她們，他們的第一天從清晨五點起床，六點半開工，一直持續到傍晚五點半。班中只有兩次15分鐘的帶薪休息，以及半個小時吃飯時間，吃完馬上繼續。
天氣炎熱時，藍莓廠可能出現蛇。負責人反覆提醒：看到蛇不要輕舉妄動，被咬了也不要跑，要立刻通知專業人員來處理。
一開始，兩人不熟練。陸皓月下意識用雙手接果，卻因為採摘不幹凈，被喊回去重摘。上午十點半，太陽開始毒辣，汗水、黏膩、頭暈，像隨時會中暑倒下。
「摘藍莓是有業績要求的。」潘青棠說，「大家基本都在搶時間，連喝水都是爭分奪秒。」
因為太累，每天中午她們只吃最簡單的「白人飯」——水煮食物。有人問「可以邊摘邊吃嗎？」陸皓月回想，只覺得那更像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33度的太陽下，一小時要摘三到四桶，得攢滿三桶才去交。那樣的節奏里，能在一小時內喝一次水，已經算是難得的間隙。」
藍山採用時薪制，「工資還可以」。但持續高溫、皮膚瘙癢和效率要求，很快把陸皓月逼近極限。
「正值藍莓爆果季，產量特別大，工場需要特別熟練的工人，一些不熟練的工人，會被直接淘汰。」潘青棠解釋。
潘青棠此前在高校做行政，也在慈善基金會工作過。來到果園後，他也意識到，「此前的職場經歷也沒獲得什麼有用的技能。」
每周三上午，果園都會為包括潘青棠在內的採摘工準備免費的早茶。受訪者供圖。
勞動間隙，陸皓月寫下自己的狀態：「作為體力勞動者，有時連思考的能力都慢慢退化。但我知道我沒有，只是思考時間在變少，那些所能觸動我的事物和文字都還在，只是我沒有把鑰匙放上去。」
到澳大利亞三個月後，她逐漸適應這種生活節奏。「一開始會很焦慮，覺得必須趕緊定下來。但現在我已經明白打工度假者的生活就是這樣。」
「當我繼續在國內做著那份無聊工作，安定感帶來的是我對於未來的焦慮。當我在澳大利亞漂泊、流浪時，路過一戶戶人家，看著門前的草坪、椅子和亮起的燈光，我會承認自己羨慕。」陸皓月說，「那種對『家』的渴望，抑或是對我熟悉的安定生活、對自己的了解，又多了一分，對『圍城』也多理解了一分。」
對她而言，打工度假的生活，就是充滿了不確定性——住哪裡、做什麼、明天去哪裡，一切都在變動。
每天凌晨一點半，業績會被公布：
第一天，32公斤；
第二天，49公斤；
第三天，35公斤——那天她來晚了，被分到果子少的地方。
果園裡，有人一天能摘80公斤，一周掙1600澳元。「錢是留給有能力的人賺的」。
如果直接和公司簽約，只要兩周內達到日均60公斤即可繼續留下；通過中介，則要求四五天內達到日均70公斤。
第四天，她幾乎沒有停過手。業績出來時，是53公斤。
陸皓月沒有等到第五天。
陸皓月被解僱當天收到的「藍山」藍莓農場罰單，罰單理由為藍莓採摘質量不合格（過軟，too soft）。受訪者供圖。
集簽對李雅等打工度假者而言，留下，還需面對另一道必須被解決的現實——集簽。
澳大利亞的打工度假簽證有效期通常只有一年。如果想多停留，就需要通過完成「集簽」來換取下一年的簽證。
所謂集簽，是指在澳大利亞政府劃定的偏遠地區，從事指定類型的工作，並累計達到規定時長。完成至少88天，可申請第二年簽證。若希望再延長一年，則需在二簽期間再完成179天，申請第三年簽證。
可用於集簽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一級產業，包括農、林、漁、牧、礦業以及建築業。通過這一制度，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亞停留的時間，最多可延至三年。
她落地的第一份工作，是送外賣。
「我落地時就被一個華人騙了。」她回憶。
在Uber
Eats的外賣系統里，新人只要綁定推薦人並在半個月內跑完40單，推薦人就可獲得600澳元獎勵。李雅和對方協商好分成，獎勵到賬後李雅拿400澳元。
但開始跑單後，對方很快將她刪除。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李雅在跑完40單前聯繫 Uber Eats平台 更換了推薦人，整個過程折騰了一兩個月。
困難並未止步於此。李雅不會騎車，只能靠走路送外賣。
「我走了三天，每天至少8小時。」
雨也下了三天。
「小雨我不打傘，大了就打著傘走。」
由於沒有經驗，李雅第一天接了個遠單。為了趕時間，她背著外賣包坐地鐵去。電梯里，一位老奶奶問她重不重。她說不重——包里只有一個披薩。後來她因為不熟路向奶奶問路，奶奶把她一路帶到目的地。李雅以為順路，到達目的地後奶奶卻轉身朝反方向走了。
找不到路時，她總是拿著手機在街頭東張西望。年紀大點的路人，會主動問她需不需要幫助。
第一天下午四五點，李雅已經走了十多公里。在悉尼大學附近送完一單後，她抬頭看見校門，很漂亮，忽然想去看看。她在平台上點擊下線，暫時不送了。裡面很多打卡拍照的遊客，李雅穿著顯眼的外賣衣服，心裡遲疑：自己會不會太奇怪？很快她發現，沒有人在意。
她在草坪上躺了一會兒。雨後的草坪把褲子打濕了，她就這樣睡著了。醒來後，她坐在校門對面的長椅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發獃。「沒有做什麼，也許累蒙了。」天黑了，她才回家。
從腦力勞動到體力勞動，穿上外賣服的那一刻，李雅並不適應。她曾擔心，自己會不會得不到以前「白領的尊重」。很快發現，沒有人關注她的穿著。
「下次有機會，我也要像這些遊客一樣，穿著漂亮衣服美美地拍幾張。」
後面兩天，李雅把所有單子控制在一公里以內。但走路註定讓她「無一例外遲到」，甚至有一單遲到整整一個小時。
走路很累，李雅有時候需要歇一下。雖然是冬天，好在只要出太陽就不冷。多數客人會自己出來取餐，沒有給她差評。還有人給過小費，「中間什麼也沒發生，時間是晚上八點多，我打開手機燈在找路，可能他看我有點可憐。」
遲到最長的那一單，是在一個下雨天，李雅躲了四十多分鐘雨。大概遲到半小時後，客人發來簡訊問：「你還好嗎？我看見你在一個地方停了很久。」
送到時，醬汁灑了一些出來。對方沒有責怪。李雅心想：「或許是看天氣有點下雨，見我走來時渾身都水淋淋的，不太忍心給我差評。」
李雅將外賣送到顧客家門口。受訪者供圖。
第一個月，她靠送推薦費、新人獎勵和跑單收入，大概收入1500澳元。
這點錢，只夠她繼續留下來。
為了集簽，李雅前往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北海岸的科夫斯港（Coffs
Habour）——一個因為「計件難賺」在背包客圈內口碑極差的城市。
「那邊工作不計時，只計件。我當時找不到別的工作，只能鋌而走險去了，結果幾乎沒掙到錢。」她說。
超市裡擺放整齊的小盒黑莓，在科夫斯港農場按「盒」計件。一盒約5澳元。對長期在辦公室里敲鍵盤的李雅而言，很難跟上節奏。
「按規定，達不到最低時薪是要補齊的。但科夫斯港黑工頭很多，不會補。」
這是李雅人生第一次下農場。強紫外線讓她整個人曬得黝黑：「大家說澳大利亞天上破了個洞。只要在戶外，不管在哪，紫外線都能照到你。冬天也很強，他們皮膚癌的比例很高。」
李雅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兩隻眼睛。在國內做辦公室工作時，長期久坐已經讓李雅的腰部狀況逐漸變差。到了果園摘黑莓，工作改為整天站立，腰部依舊承受著持續的疼痛。
三個月後，李雅用攢下的錢買了一輛3000澳元的車，立刻離開了科夫斯港。
李雅在科夫斯港的經歷，折射出打工度假制度中並不均質的一面。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揭示，一些打工度假者在集簽過程中，確實會遇到採用剝削性用工方式的僱主或承包商。「研究發現，在園藝種植業中，違反勞動法規、不遵守用工標準的情況相當普遍。」
後來，她去了昆士蘭州（Queensland），在一個澳大利亞土著果園做疏桃子工作，時薪31.5澳元。桃子會結很多小果，這些小果必須去除一點。否則桃子會全部擠在一起，導致果實全部長不大。
工作很正規：八小時制，加班即付1.5倍，周六1.5倍，周天翻倍。
在李雅看來，只要干正規工作，就能攢下不少錢。「老闆也會盡量要求你周內完成，不要加班。如果今天工作沒做完，沒關係，明天再來做。他們也會有自己的顧慮，不想給雙倍工資。」
季節性工作結束後，李雅又在一個谷牧場幹了近四周。相比摘黑莓，這份工作看上去輕鬆，卻更考驗耐心。
農場主把穀子堆在一起，有時風一吹就散落四處，機器偶爾故障，也會把穀子撒滿地面，她的工作就是反覆清掃，把穀子重新推回堆里或垃圾堆；有時還要站在一旁，指揮卡車的停靠位置。
她逐漸感受到澳大利亞社會分工的另一種邏輯：「有人專門處理偶爾堵塞的下水管，一小時可能只動一次。有人負責盯著卡車駛過，一天也許只處理兩三輛。」
在這裡，國內習慣的「一人多崗」幾乎不存在。「哪怕你沒事幹，他們也不會讓你去做別的。那就是你的崗位。」
擠奶與伴奏類似的背包客，不只出現在澳大利亞。
在紐西蘭的農場、牧場里，也有一批年輕人，使這場「身份重寫」有了更普遍的意義。
曾是鋼琴老師的何賽，搶到了紐西蘭的打工度假簽證，目前在一處牧場給奶牛擠奶。與澳大利亞不同，紐西蘭的打工度假簽證只能續簽一次，最長停留時間為一年零三個月。
何賽住在一套獨立衛浴的單間，每周180紐幣。吃飯的開銷反而更高。「買肉可能花20紐幣，但甜食會買50紐幣。」何賽笑著說，自己一直愛吃甜食。
出國前，他做鋼琴老師，也玩說唱。高中時期開始創作，臨行前，他將自己製作的實體專輯送給了朋友們。
來到紐西蘭的第一個月，何賽沒有立馬找工作。休整的同時，他跟著華人教練把車學會了。等手頭的錢花得差不多了，他才開始投簡歷。
對背包客來說，農場工作相對友好：語言要求不高，用工需求穩定。再加上紐西蘭以畜牧業為主，何賽覺得「至少應該嘗試一次」。
他在backpackerboard
和farmsource等求職網站上，每天投三四十份簡歷，剩餘時間則開車去附近農場，試著線下問詢。
第一家小作坊里，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正趴在桌前寫作業。
第二家開門的是兩個印度工人。
第三家農場老闆不在，何賽正準備離開，一輛車迎面駛來。他已經開出幾里，又折返回去——車裡的人果然是農場的主管。
「最後聯繫我的並不是這位老闆，但那天我還是覺得很有成就感，這一天沒白來。」
兩天後，他收到了簡歷回複電話。簡單溝通後，何賽直接駕車一個多小時前往農場：「面對面交流成功率最高，其次是電話，能聽到對方聲音。」
這些農場都是家族產業，傳了幾代人。農場的總經理是一對夫妻。培訓一周後，何賽正式上崗。
奶牛凌晨產奶。何賽每天半夜3:30
起床，打著手電筒出門。月光明亮，黑暗中能看清草原和遠處山峰的輪廓。除了摩托車聲音，四周很安靜。3:50何賽到達擠奶廠，只有他一人，打開廠房的燈，先清洗設備。再去草場把牛趕進棚里。擠奶通常持續到早上八點半或九點，干滿六個小時後吃早飯。
隨後，他會騎著摩托車到草原除野草。看到一處就停下，往上撒葯。他把手機音樂開到最大，一邊聽一邊除草。一個多小時後到午飯時間。午休三小時，下午1:50開始第二輪擠奶，一直干到4:50，這一天就結束了。
紐西蘭牧場工作現場，何賽正在進行擠奶和除草。受訪者供圖。
何賽的時薪為27紐幣，需要繳納20%的稅。如果收入不高，部分稅款可以退回。
和腦力勞動不同，何賽體驗到一種工作的「直接性」：問題出現了，當場解決，不會累積成情緒。
「你得處理一些麻煩事。有時候牛的尾巴扇在你的臉上，或者屎濺在臉上，你也會覺得很麻煩，但一會兒就解決了。不會像辦公室工作累積成心理壓力。」
一次，何賽在給牛擠奶時，突然感覺頭上熱熱的，反應過來時，他已被牛屎從頭澆到腳。「牛的屁股就在你的頭頂。躲開是需要時間的。」
奶牛很膽小，移動時要讓頭牛先走，後面的才會跟上。「你在後面催，他們能聽懂。」
整個奶牛場有1300多頭牛，何賽一個人負責。每天上午擠800頭，下午擠500頭，一次四到五秒。
擠奶棚是一套高度標準化的系統。每頭牛耳朵上都有編號，裡面有電子晶元。平台上的紅色雷達掃過，大屏幕會即時顯示編號、健康狀況和擠奶進度。擠完奶，編號從白色變成藍色。
這些信息同時決定牛的去向——健康的牛被機械門引回草場，出現異常的則被分流到封閉圍欄接受處理。牛的身體也會被噴上不同顏色的標記：紅色表示患病、牛奶不可食用；痊癒後再用藍色覆蓋。藍色同時標註具體部位，比如「BR」，意為back
right，是牛的右後蹄出現跛足，需要往腳底下裝一個塑料片來輔助走路。
擠奶在棚里，不會淋雨；除草在露天。有時遇上打雷下雨，擠奶工作就會多一些麻煩，很多細節是在不斷犯錯誤中學會的：「起初，我不知道擠奶器掉了要立馬撿起來。直到有一次管道里積累的牛屎太多，導致擠奶器停止運轉。機器哪個地方有異響，也一定是我有哪個步驟沒做。」
何賽的家人也曾希望他考公，學員也不理解為什麼「鋼琴教得那麼好的人要去做農場活」。但在反覆地漂泊、掙扎、選擇與再選擇之中，他更清楚自己能兼容怎樣的生活：「你能不能讓自己過一種幾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說話間，他走到屋子正中間，擺弄起上個月花700紐幣買來的鋼琴。
「鋼琴最難的是左右手的配合。右手負責旋律，左手負責伴奏。你會下意識覺得旋律比伴奏重要，其實左手的伴奏是核心。它通過不同和弦的切換，然後來形成骨架，撐起右手的旋律。」
他彈起《菊次郎的夏天》，左手的和弦沒有變化，右手卻融合了四五首不同的旋律。
以為是出口的地方打工度假者並非一群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事實上，很多人在國內擁有大眾眼中還算體面的職業：有人做過鋼琴老師，有人在高校行政崗位工作。有的是剛畢業的新人，也有人經歷過轉行或創業失敗。他們大多在18-30歲之間，大專或本科三年級以上，雅思4.5分——這是簽證申請基本條件。
陸皓月曾在深圳做電商運營助理，名義上六點半下班，實際常常加班到七點半、八點，回到家已是九點，工資5000元。大小周之外，周末玩耍時也會接到老闆的緊急電話。畢業後進入外包崗，每天只工作六小時，到手工資卻只有四千多，「在深圳活不下去」。
在他們的敘述里，「離開」往往來自長期疊加的擠壓。
提升語言能力、經歷不同文化、拓展視野……這些自我實現的願景與現實困境交織在一起。
未來去哪裡？有什麼打算？他們自己也說不清。
根據澳大利亞2021年官方統計數據，在臨時簽證人群中（包括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的中位周收入約為949澳元/周，約合每月3800-4000澳元。這意味著一半的打工度假者每周收入高於949澳元，一半低於該數字。
打工度假者最常選擇農業、食品與飲料服務行業，其次是工廠倉庫打包、酒店清潔等工作。這些行業的典型時薪稅前大致在25-35澳幣。
對於許多年輕人而言，「付出和回報成正比」正是他們對澳洲薪資的肯定。「在澳洲攢一筆錢」成為眼前最清晰、也最現實的目標。
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的研究指出：「打工度假呈現出明顯轉向：來這裡的人主要是為了找工作，許多人對旅行興趣不大。他們通常來自最低工資水平較低的國家，在澳大利亞即使從事入門級工作，薪酬也高得多。」
在她看來，旅遊和移民之間的界限正變得模糊。「這種模糊性對富裕國家而言是有益的，他們能夠引入大量靈活的臨時勞動力，將其調配到勞動力短缺的地區和行業。」
從國內視角看，這種「模糊性」同樣被不斷放大。
「當既有的職業晉陞通道被嚴重堵塞，未來不再順理成章地、線性地呈現在年輕人面前時，去海外進行為期幾個月或幾年的打工生活，就成為了看起來比較可行的選擇。」華東政法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擁華指出，「在這段主要以體力勞動為特徵的生涯中，他們經歷著種種的身份落差和心理巨變，但正是在這種種的落差中，他們完成了對自身的重新認識，經歷了一次人生的蛻變。」
但這條路徑並非對所有人開放。中國大陸每年名額有限，實行抽籤制。只有在抽籤中被隨機選中的申請者，才有資格進入後續的簽證申請流程。
「我想要逃脫原有環境，剛好澳大利亞的打工度假簽證，是所有跳脫原環境里成本最低最快的方式。」米婭說，「真正能夠拿到澳大利亞打工度假簽證入場券的，每年只有5000人。雖然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從知道到做到就篩掉了90%的人。」
這條「低成本跳脫路徑」正在被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據報道，在2023年-2024財年，中國的打工度假簽證報名申請量超過40000人。最終實際獲批概率只有約12%左右。
實際上，「有些人懷揣著這樣的期待來到這裡 ——
只要憑藉打工度假簽證邁出第一步，找到工作就會變得輕而易舉。但現實遠非如此，這條路不僅充滿艱辛，還伴隨著重重不確定性。」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說，「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受訪者提到，能否留下來很大程度上要看運氣。我從打工度假者口中聽到最中肯的建議就是：務必存足積蓄，以防不時之需。」
作為沒被篩掉的人，落地悉尼後，李雅首先面臨的是，從未處理過的住房成本。「落地在悉尼，我基本都住青旅。」青旅價格不穩定，周末和節假日會漲得更高，當時正好遇上悉尼的一個節假日。後來她找到一個華人房東短租，「一周住宿約300澳元，吃飯節儉點，一周約100澳元。」
現實並非想像中背著包走在澳洲風景里的生活，也沒有「一天賺2000塊」的輕鬆時刻。更多時候是「賺著人民幣消費澳元」的心痛。
在高昂的生活成本面前，儘快找到收入來源，成了唯一的優先順序。在澳大利亞，旅遊業、服務業、洗碗、打掃衛生等工作——在國內常被輕視的工作，卻能讓人憑「肯出苦力」獲得更高薪資。
周遊畢業後曾在西藏做義工，之後抽中打工度假簽證，她說：「普通老師的時薪可能25-30澳幣，但工地或者屠宰場最低都是30澳元，有技術的甚至能到40到50澳幣。」
藍領高薪的邏輯，在她看來，是澳大利亞社會一種保障底層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肯下苦力，那麼你就有生存的機會。」
在肉廠或農場工作的人，如米婭、陸皓月的時薪均為32澳元，加班和周末可達1.25到2倍。有了車之後，他們常同時兼職幾份工作，有些甚至主動選擇周末上班。
出口，似乎真的存在。但成本很快再次壓了上來。
「網路宣傳的半旅行半賺錢的生活方式，和現實之間差著一整個澳大利亞的距離。」
瑟瑞娜在悉尼做摩托車和汽車租賃生意，對接大量外賣騎手，也因此接觸到許多打工度假者。她看到的，是一套已經明顯變貴的生活系統。
過去幾年裡，澳大利亞的生活成本幾乎在所有家庭同步上漲。房租、電費和食品支出，成為壓得最緊的三座大山。全國範圍內，市場租金在十年內上漲接近一半；僅疫情之後，中位租金的漲幅就超過三成，許多中等收入者被迫將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於支付房租。
「最低工資上漲幅度遠遠追不上真實生活成本。」瑟瑞娜說。
這也意味著，很多打工度假者很難實現網路上想像的「邊旅行邊賺錢」。疫情後，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變化，曾經被說得輕而易舉的工作——摘水果、打包廠、餐廳後廚——如今競爭都很激烈。背包客之間，反而形成一種彼此擠壓的「互搶崗位」的局面。
瑟瑞娜常見的一幕是：有人花幾千澳元飛來澳大利亞，又用幾周時間找房、找工、安頓下來，幾個月過去，存款卻不增反減。
「這不是個人失敗。它曾經是機會，現在更像一次昂貴的體驗。」
也有人算的是另一筆賬。
在她的客戶中，不少人目標清晰：在澳大利亞儘可能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國躺平。
「抽籤機制對全國的人都是比較公平的，尤其是三五線小城市的人。」她解釋。在那裡，生活成本遠低於一線城市，三四十萬元就能買套房子。「在澳大利亞攢的錢，回去全款買房，再開個小店，就可能過一輩子了。」
這些人來自不同地區——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更多的是男性客戶，在澳大利亞拚命加班送外賣，「working super
hard（拚命工作），為了攢彩禮錢，回家結婚、買房。」
在瑟瑞娜看來，打工度假簽證逐漸形成了產業鏈的狀態。有人在裡面找到了商機。他們把自己在澳大利亞送外賣的生活分享到網上，吸引關注，成為網紅，藉此發展出新的賺錢途徑——拉人來澳大利亞、協助辦理簽證、辦銀行卡、聯繫住宿，靠各種「附加服務」獲利。
「所以現在網路上的氛圍，都是被篩選過的。」瑟瑞娜說，「很多真實的成本和壓力，都被弱化了。」
早在2019年，海外媒體就記錄下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亞農場的另一面：為了湊齊集簽所需的「88天」，他們在低薪、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中被反覆消耗。這些經歷，與不少人出發前對「多勞多得」的想像，構成了一種尖銳的反差。
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一份研究報告將矛頭指向制度本身：88天的要求通過把簽證這一決定去留的關鍵結果，直接繫於工作完成情況之上，使打工度假者在僱傭關係中處於明顯弱勢，也為剝削提供了持續發生的條件。
在劉擁華教授看來，海外的打工生涯無法被浪漫化。「因為這是一場註定沒有未來的冒險。簽證的嚴苛使得他們無法長期留下來；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們沒辦法實現賺錢的初衷；孤獨的生活使得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為了逃離迷茫去往了他鄉，但在他鄉迷茫依然還是迷茫。」
當既有路徑難以抵達青年對未來的預期，當「跳出去」成為少數仍可抓住的選項，跨國流動被賦予了過多期待，也在無形中壓縮了人們對現實成本與困難的想像空間。
它更像是一段被置於制度與市場夾縫中的緩衝區——一個常常被誤認為是出口的地方。
• （應受訪者要求，米婭、陸皓月、陳青青、潘青棠、李雅、何賽、周遊、瑟瑞娜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程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