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睜開眼睛的一剎那，崔麗麗就會想到兩年多前發生的那件事情。有時候她還是無法相信自己遭受了什麼：「為什麼我被困在了家裡？」
2023年9月22日，時任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總監的崔麗麗與公司負責人王某到杭州出差。在晚上的商務宴請席上醉酒後，她遭到王某的強暴。
崔麗麗報警後，王某對暴行矢口否認，甚至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還以「崔麗麗業績不好，企圖勾引我」為借口進行反駁。2024年4月2日，法庭宣判王某強姦罪名成立，判處其有期徒刑四年，並賠償崔麗麗醫療費用3000元。
然而，判決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幾乎將崔麗麗的人生劈成了兩半。此後，崔麗麗接到了公司HR遞來的解除勞動合同通知，從而丟掉了年薪百萬元的工作。她還確診了嚴重的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恐懼和解離時而發作，使得她無法上班，無法出門見人。
接著，崔麗麗又開啟了艱難的工傷認定維權之路。這是全國首例因「性侵工傷認定」而引發的勞動爭議案，她也幾乎是國內唯一一個實名站出來發聲的受害女性。
崔麗麗在12月17日拿到了工傷傷殘等級十級證書。（圖/受訪者供圖）
直到2025年年底，崔麗麗已經經歷了四輪相關的訴訟或仲裁。不斷來回的拉鋸戰，讓崔麗麗始終無法與那段毀滅性的記憶告別。
脆弱的崔麗麗很想躲起來，把自己關在「安全屋」里，但不服氣的那個崔麗麗又總是站出來。她沒有請辯護律師，過往訴訟所需的200多頁證據資料完全是她自己整理的，同時她也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維權的動態。
最近一次庭審是2025年9月23日，關於勞動爭議的案件沒有最終宣判，崔麗麗還需要提交一份關於工傷的勞動能力鑒定結論。直到現在，崔麗麗還在煎熬地等待下一次開庭以及最後的宣判。
2025 年 9 月 23 日，崔麗麗與前司勞動爭議案（工傷待遇案）一審開庭，她在法院門前接受媒體採訪。（圖/受訪者供圖）
再談起那件事情，崔麗麗時而會感到胸口左邊心臟的疼痛。從去年開始，她接受針對PTSD的治療，病情隨著案情進展而反覆。直到最近幾個月，大規模的網暴襲來，這讓她更堅定地覺得，自己不能沉默，要一直發聲，一直講下去。
脆弱的，頑強的
2025年2月26日，在參加公司因不服工傷認定而進行反訴的庭審時，崔麗麗第一次重新穿上那件許久沒有穿過的花襯衫。她看著鏡子里的自己，腦子裡突然出現了2023年9月22日晚上的自己，那時候她穿的就是這件襯衫。當時的她還沒喝醉，在宴會中途上了個廁所。她記得鏡中的自己曾自信滿滿，憧憬著像過往一樣拿下已經談判一年多的客戶，為公司爭取到第一個乘用車項目的合作。
換上那件衣服後，丈夫對她說，「挺精神的」。她隨即發覺那些記憶又湧來了，心臟刺痛、背部發緊，還感到噁心。
心理醫生告訴她，PTSD患者只有直面創傷才能闖出來。穿上這件衣服，是她直面恐懼的方法，「這件衣服曾經見證了我的恥辱，我想要讓它見證我如何去捍衛自己的權益和尊嚴」。另外，她也想讓大家知道，這件衣服本身就是一件普通的襯衫，她受到的傷害，跟自己穿了什麼沒有關係。
在那之後的每次開庭，每次取得階段性勝利，崔麗麗都會穿上這件在事發當天穿過的襯衫。直到多次以後，崔麗麗開始脫敏，這件衣服成了她的「戰袍」。每次庭審後換下來，她就把衣服洗一洗，包上透明袋子掛到衣櫃里，有重大場合的時候再穿上它。
在崔麗麗的社交媒體上，置頂的兩條內容就是她穿著這件襯衫出庭的視頻。視頻中，她情緒激昂地宣告自己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充滿了戰鬥力。在其他一些視頻中，她或是堅定地直視鏡頭分享自己的感悟，或是記錄自己堅持鍛煉身體的日常。
我本以為，也許崔麗麗已經漸漸恢復，直到電話那頭傳來她疲倦的聲音。她說這兩個月自己又在重新整理庭審資料，等待勞動能力鑒定、等待再次開庭以及最終的庭審結果。她一直處於能量低谷，幾乎每夜都伴隨著噩夢驚醒。
與在社交媒體上呈現的狀態不一樣，崔麗麗在家時常感到無力、低迷。有媒體問她：「你是不是不敢在公眾面前表現自己的脆弱？」崔麗麗驚覺：「說到了我的痛點。」
「從事發之後到現在，我流的眼淚可能比過往40年還多，只不過我沒有在鏡頭面前呈現。因為我總會覺得『戰爭』還在繼續，敵人還在圍剿你、轟炸你，你要用眼淚來反擊嗎？」崔麗麗說。
（圖/抖音@麗麗的戰爭）
崔麗麗也不希望別人用可憐她的眼神來看她，那意味著「人格的喪失」。而這道心理防線，直到她來到天津安定醫院，才會全部放下。她的每次心理治療都伴隨著眼淚，她時而無法抑制地大哭，時而默默流淚，醫院成了她可以安全釋放情緒的地方。
通過眼動脫敏與再加工治療，現在再講起性侵時的情形，想到侵害人禿頂的形象，崔麗麗慢慢不再感到恐懼和噁心，但她還是會對許多場景感到恐懼。最近，她剛做了一次關於酒店場景的脫敏治療，但是效果並不顯著。她在出事那天吃的是日本料理，兩年多來，她再沒去過一次日本料理餐廳，更不敢喝一杯酒。她甚至不敢一個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坐高鐵、商務談判等所有跟出差相關的場景都會引起她強烈的應激反應。想到事發地杭州、曾經因出差去過多次的深圳，她都會不自覺地發抖。
她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記這件事情？心理醫生的答案是，「到死都無法忘記」。崔麗麗想，確實沒有哪一種方法可以讓她徹底忘掉這種痛苦。「之後我人生中很大的一個功課，就是練習怎麼和這件事情共存，最重要的是不被這種痛苦侵蝕、淹沒。」
「但是，未來的出路在哪裡？難道從此做一個全職媽媽，再也不出門了嗎？」她問自己，「等所有官司都了結了，全都勝訴了，我就能像以前那樣一個人出差，一個人住酒店，一個人去見客戶嗎？」但她知道，好像不太可能了。
被摧毀的信任
在崔麗麗心靈深處，關於人和人之間最基礎的信任崩塌了。
（圖/微博@話劇初步舉證中文版）
雖然已被判刑，但王某至今沒有認罪，也不曾向崔麗麗道歉。不只是王某，讓她受傷的還有公司的一系列做法。事發後，崔麗麗向直屬領導請了假，但2023年10月27日那天，她發現自己被踢出了公司群，不能再登錄辦公系統，工資也停發了。
2024年4月2日，在強姦案宣判後，公司聲稱按照工傷標準與崔麗麗協商解除勞動合同，但拖延至4月18日後，崔麗麗得知對方只願意解除合同並賠償10個月工資。崔麗麗表示不同意，堅持申報工傷，沒想到對方當場拿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解約原因是崔麗麗曠工110天，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
在汽車行業工作了17年的崔麗麗無法接受如此的職業抹黑。從那以後，她開始了一系列艱難的工傷認定以及維權上訴。一開始，她也想過請律師，但是許多律師都對工傷認定並不樂觀，有的律師甚至告訴她，成功的概率連0.5%都沒有。
在此之前，工傷認定大多數是直接的肉體傷害，精神損害被認定為工傷的案例，數量微乎其微。最後，崔麗麗覺得不如由自己來打官司。一方面，只有她最清楚自己遭受了什麼樣的傷害；另一方面，她覺得親自去經歷工傷認定以及訴訟的過程，也許可以幫助自己重建信心。
每一次訴訟，她都是硬著頭皮上的。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崔麗麗的生活重心除了心理康復治療，就是維權訴訟。每一次她都要自己準備開庭的資料，而每次公司反訴，她都要重新整理證據來應對。這是一個反覆折磨的過程，她經常做著做著就感到噁心，這時候她只能把電腦合上，休息會兒再接著做。
從2024年4月到2024年12月，經歷了兩輪艱難的PTSD確診和「傷與非傷鑒定」證明，崔麗麗最終拿到了工傷認定。與此同時，公司也確認了她要求的12個月停工留薪期。她像打了雞血一樣，狀態突然好了起來。
工傷行政訴訟案判決生效後，崔麗麗在「天津之眼」摩天輪附近接受媒體採訪。（圖/受訪者供圖）
當時，公司人力資源部負責人以方便申請醫藥費報銷以及申請停工留薪期的工資為由，希望崔麗麗提供病歷、診斷證明以及醫藥費的發票，並聲稱先給她發送電子停工留薪期通知書，將在收到材料後再寄送正式的紙質版。收到電子版通知書後第二天，崔麗麗就把所有材料一併寄出。她當時樂觀地以為，這個事情應該快了結了，而這也意味著公司第一次承認她受到的傷害。
2025年1月21日，崔麗麗訴公司的勞動仲裁案第一次開庭。庭上，崔麗麗才知道公司剛剛起訴了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表示不認可工傷認定。那一次庭審，公司提出中止仲裁，理由是仲裁需要依據公司訴人社局案的結果。當時，勞動仲裁委員會沒有準許仲裁中止，理由是行政訴訟期間不影響行政行為的執行。
（圖/受訪者供圖）
2025年2月26日，公司訴人社局案開庭審理。公司拿出的幾十份證據里，有崔麗麗在自媒體發聲的視頻截圖，還有之前他們收到的崔麗麗的病歷和診斷證明等資料，用於和一些與PTSD相關的論文做比對。崔麗麗這才發現，原來之前他們答應出具停工留薪期通知書是為了騙取這些材料。
2025年3月24日，法院作出裁決，判令公司繼續履行勞動合同以及支付崔麗麗停工留薪期工資等共計113萬餘元。公司不服，繼續反訴。
（圖/受訪者供圖）
讓崔麗麗憤怒的是，自始至終，公司不僅認為被性侵是她與王某之間的私事，與公司無關，還認為被性侵不是一種傷害。原本，崔麗麗已經進行了半年的心理疏導和脫敏治療，慢慢準備進入重建信心、回歸社會的治療，結果「被他們一下打回了原形」。
隨著之後訴訟和反訴的多次拉鋸，崔麗麗的病情起伏不定。有很長一段時間，崔麗麗心灰意冷，不想再去做心理治療了。在丈夫的鼓勵下，崔麗麗才又走進治療室。主治醫生和心理醫生都告訴她，在訴訟過程中，現實中的傷害一直在持續，做脫敏治療沒有意義。所以從那時開始，崔麗麗中斷脫敏治療，又回到情緒的維穩治療中。
在治療室里，她學會梳理自己的痛苦。為什麼會心臟疼、後背發緊、喉嚨堵塞？是因為背後有強烈的情緒，或憤怒，或悲傷，淤堵在心中無法言說。她學會了一些技術手段，讓自己在痛苦的時候知道如何排解。但她說，如果現實問題不了結，這些手段其實是「膚淺」的，它們只能幫助她在每一次痛苦時暫時緩過來。
「崔麗麗，你沒有錯」
崔麗麗在丈夫的陪伴下乘坐天津觀光巴士遊玩。（圖/受訪者供圖）
最近幾個月，新的問題又出現了。2025年9月23日開庭後，崔麗麗發現，網上出現大規模針對她的網暴。有一個擁有幾百萬名粉絲的博主在微博編造關於她的謠言，之後，又有人繼續拿這些謠言用AI生成視頻來誹謗她；還有擁有幾十萬名粉絲的律師、心理醫生等發文質疑崔麗麗的刑事案件以及工傷認定，最終導致她的社交媒體評論區湧來了大量辱罵。
丈夫見情況不好，把崔麗麗的手機收了起來，讓她斷網了兩三周。這兩個月，心理醫生又緊急對她做針對網暴的脫敏治療。治療效果很好，但噩夢還是會向崔麗麗襲來，「夢見很髒的東西，夢見有人沖我潑雞蛋、爛水果之類的」。
直到今天，針對崔麗麗的網暴依然沒有停止，但是她心裡的那股怒氣已經沒有了，而是化作了深深的悲哀。理智層面上，她分析為什麼在上一次開庭後會出現大規模的網暴：「過去每一場官司我都勝訴了，國家是支持我的。他們（公司）只有『在網路上把崔麗麗搞臭』這一條路徑了，因為這是毀滅一個女人最好的方法。」
在網上，許多網暴者攻擊崔麗麗的理由是：一個女人如果真的遭受了強姦，她應該反思自己有什麼問題；一個女人如果真的遭受了強姦，她怎麼能毫無羞恥地出來講述那個過程，甚至要求金錢賠償？
性羞恥，是社會文化中最隱蔽也最深刻的一種對女性的控制。在崔麗麗社交媒體的私信里，有太多同樣被侵害的女性在事發後選擇忍氣吞聲，沉默地忍受傷害折磨。
在性侵發生後，崔麗麗也一度責怪自己為什麼那麼不小心，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羞恥感牢牢裹住了她，讓她無法動彈。最初事發的時候，崔麗麗去家附近的三甲醫院精神科開治療抑鬱和焦慮的藥物，當時的她甚至無法開口和醫生說自己剛剛遭遇過什麼，只說自己在公司跟人鬧矛盾。
2024年4月，為了申報工傷繼續維權，崔麗麗走進了天津安定醫院的治療室（精神工傷認定必須由精神衛生專科醫院診斷、治療）。第一次面診時，她仍然無法講出自己的遭遇，只能由丈夫幫她講述。
（圖/微博@話劇初步舉證中文版）
直到諮詢進行了兩個月後，崔麗麗心裡的羞恥感才慢慢鬆動。她記得那一次專家會診結束，其中一位專家突然問了她一個問題：「那個人判刑了沒有？」專家讓她抬起頭來，大聲地說出來。
抬頭的時候，崔麗麗臉上全是淚水，幾乎看不清專家的臉。「判了幾年？」專家又問。她說：「四年。」接下來專家說的那句話，她永遠不會忘記：「你有錯嗎？崔麗麗，你記住，你沒有錯，是那個人有罪！好好接受治療，你馬上就能走出去。」她第一次體會到什麼是振聾發聵，心裡下了一個決定，一定要在這裡把病治好。
直到現在，網暴仍然大量湧來，但崔麗麗覺得，現在更不能躲起來。許多人建議崔麗麗把社交媒體的評論區關閉，但在做完脫敏治療後，她更堅定了不想關閉評論區的決心。
「我想讓大家來看一看，這就是普通網民的聲音。污名化也好，『受害者有罪論』也罷，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普通人的認知。這種聲音的本質是希望我們這一類人保持沉默，不敢站出來，甚至讓最親的人也沒辦法理解我們，最後我們只能自己舔舐自己的傷口。」
不再沉默
真正決定站出來講述自己的經歷，是在2024年6月。那時候，崔麗麗看到了《方圓》雜誌上一位叫謝軼的檢察官寫的文章，講述了這起性侵案破案的經過。微博上，這篇文章有2億多次的瀏覽量。崔麗麗徹夜翻完了9000多條評論，她發現，評論區里幾乎都是鼓勵她的人，這給了她莫大的勇氣。在這之前，只有家人、辦案人員和律師知道她的經歷。
不久後，崔麗麗第一次主動找到媒體，想要實名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記者的推薦下，她知道了伊藤詩織。伊藤詩織是日本首位露臉實名控告性侵的女性，之後她出版了非虛構書籍《黑箱：日本之恥》，講述自己醉酒後被職場前輩山口敬之性侵後艱難維權的經歷。
事發半年多後，崔麗麗還處在某種痛苦的混沌狀態，她只是查詢了一些和刑法相關的東西，對性暴力和職場性侵幾乎沒有太多了解。她記得當天採訪結束後，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裡，用四個多小時一口氣看完了整本《黑箱：日本之恥》。
令崔麗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群政客在電視上嘲笑伊藤是「靠睡覺來換工作」。她對此感到很憤怒，也很震撼：「伊藤太勇敢了，她對抗的權力可比我這個要大得多。」
此後，她又連續看了許多性侵相關的案例，包括好萊塢製片人韋恩斯坦性侵案、金斯伯格大法官為女性維權的一系列案子。這下，崔麗麗不再是一個人，她站在了人群中。因為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就是女性的處境。今天受傷的是崔麗麗，明天可能還有張麗麗、李麗麗。她想：「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圖/微博@話劇初步舉證中文版）
這些迎面湧來的故事，不只給了她力量，還讓她慢慢冷靜下來，用理性去思考，而不只是表達委屈和憤怒。
2024年8月2日，崔麗麗在社交媒體上第一次用Vlog的形式實名講述自己從受侵害到取證、報警的過程。視頻發到了第五集之後，崔麗麗決定把鏡頭轉向自己，露臉發聲。在視頻里，她清晰地講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講述自己為什麼要站出來發聲，對施暴者和公司的控訴清晰有力。
直到現在，崔麗麗還在發聲。她說：「施暴者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愧疚，如果有，他的企業不會像現在這樣對我。讓施暴者改變，我認為太難了。我們難道還不需要清醒嗎？還不需要勇敢地站出來嗎？沉默什麼也改變不了。下次（接受）媒體採訪，我還要繼續講述這些經歷，讓受害者聽到，讓受害者的親友聽到，讓這個社會聽到。」
2025年2月起，在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律師的建議下，崔麗麗逐漸梳理出一封《職業女性遭受職場性侵的維權路徑建議信》。作為全國首例因性侵受到精神創傷而認定工傷的案件，崔麗麗走過了許多人沒走過的路。這些寶貴的經驗，可以成為相關部門或律師工作上的參考。她希望這些經歷「可以讓受害者的維權少走一些彎路，讓她們有重建自己的信心」。
現在，崔麗麗仍在煎熬地等待下一次開庭以及最終的判決結果，恐懼和痛苦還是時而攥緊她的心臟。
每時每刻，想到自己的遭遇，她還是會下意識地問自己：到底為什麼？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這一場戰爭？但同時，她也會搖搖頭，告訴自己：「認清現實，這就是你現在要面對的。他們要打多久，我就陪他們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2025 年 7 月18 日，工傷行政訴 訟案勝訴後，崔麗 麗在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前拍照留念。（圖/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