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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數據，狠狠「炸」了一把教育圈： 2026年考研報名人數只有約343萬！ 比去年的388萬再跌45萬，和三年前的峰值474萬相比，更是狂降131萬——足足縮水近28%！ 曾經一年比一年高的考研熱，為什麼突然連續三年下滑？  一句話：時代變了。      考研十年神劇情：從登頂到崩跌 2012—2016年，考研人數一直在165萬到177萬之間徘徊。 2017年開始突然飆升，像坐上火箭一樣： 2018：238萬 2019：290萬 2020：341萬（破300萬） 2021：377萬 2022：457萬（破400萬） 2023：474萬巔峰！ 那幾年，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覺得： 「就業不行？那我去讀研吧。讀研=高薪=穩就業。」 結果——疫情後經濟沒有迎來想像中的反彈，反而就業更難了。 碩士、博士也卷到找不到工作。 讀研不再是「避風港」，反而成了「高成本豪賭」。 於是，考研人數開始掉頭： 2024：438萬 2025：388萬 2026：343萬（再創新低） 短短三年，回到5年前水平。 這不是降溫，是冰點凍結。 示意圖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為什麼年輕人突然不考研了？真相很扎心 1、讀研越來越貴，越來越不值 中國研究生里，65%是專業碩士。 他們的學費是學術碩士的4～5倍以上。 動輒幾萬、十幾萬，甚至一年10萬的專業也不少。 但問題是： 讀完出來，薪水不一定高，還不一定有工作！ 於是學生和家長都算明白了： 「這筆賬，真的不划算。」 2、研究生就業不再「高人一等」 現實是： 碩士畢業，也得和本科生搶同樣崗位...

考公人數首次超過考研人數，全民考公的時代來了 那天我還在跟朋友說，感覺今年考研的都沒啥動靜了。 像我這種天天泡在圖書館裡的，也發現，身邊複習備考的，十個裡邊有九個是考公的。 不僅是本科生畢業不考研究生了，就連碩士畢業的也全部都去考公了。 我有個關係挺好的師妹，本來志氣滿滿要讀博，導師也基本都是按著讀博的路子培養的，結果今年決定不考了，報了國考和事業單位輔導班，一邊寫畢業論文，一邊複習行測。 前幾天我前同事姐讓我幫我找幾個學生去他們單位實習，我問了一圈，孩兒們都在準備考公，沒有一個找工作的。 我一看這勢頭，好傢夥。 今天，2026考研報名人數一出，果然比去年少了45萬。 但是，考公人數卻一路飆到了371萬。 01 這兩年經濟形勢不好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對很多小城市夫妻雙方都是靈活就業的家庭，以及大城市的中產階層的影響是最大的。 小縣城本就是個不能提供太多工作崗位的地方。 唯一體面和說得出口的工作就是體制內。 但一個人口量達不到百萬級別的小城，能提供多少這樣體面的工作崗位呢？ 答案可想而知，所以，小縣城，數量最多的就是形式就是靈活就業。 靈活就業是指通過非標準勞動關係參與經濟活動的就業形式，涵蓋自由職業、個體經營、兼職等多種方式。 我認為，最初發明「靈活就業」的專家本意上是好的。 因為，這一類人也能交社保，有基本的社會保障，也相對體面。 但在經濟堪憂的今天，這一部分人也挺難過，畢竟社保需要自掏腰包，而且喪失了基本的收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過自己居住的附近的店鋪，是不是有的很久都沒有開門了。 周六那天我去濟南某個非常知名的步行街區，直觀感受就是比去年同時期少了一半。 我經常去那家店，一般周六的晚上都要等位，上周六還有幾桌空位。 那周圍的店鋪...

正逢南非G20峰會召開之際，中國對日輿論戰的態勢卻持續咄咄逼人，高市早苗與李強的會面終也未能如願以償，但是利用「國家宏偉敘事」的論調來挑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問題卻引起外界關注。 近期，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旗下的「浙江宣傳」微信公眾號的一篇題為「不管月薪多少，國事連著家事」，引發各方注意，與之類似的是最近黨媒《光明日報》發文稱「為回擊高市早苗的挑釁，我申請每月無償多加5個班」的激情文章的微博帖子被刪除，二者一併成為當前「中國對日輿論戰的主要焦點」。 當生存焦慮遇上宏大敘事，誰更重要？ 起先，「浙江宣傳」這篇文章被抨擊的主要原因是 「普通人不懂政治，也不想碰政治，就像人家領導掙得再多，我到手每月依舊是3000塊（人民幣，下同）」這句通俗又簡單的話，道出普通中國人只想安於本分過日子，對於政府的信心早已降至冰點。 可是，「浙江宣傳」卻稱「陰陽怪氣地調侃「這些大事與月薪3000元的我有什麼關係」，試圖帶節奏撕裂國家宏觀發展與個人境遇的聯繫。」文章還不忘「不點名」引用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所述「不要大國崛起，只要小民尊嚴」來作為反面教材，無疑將中國社會的輿論氛圍與民眾保持距離。 在現實中，月薪3000元群體多為底層勞動者，其日常生存壓力已構成對社會的直接影響，這些群體每月要為碎銀幾兩承載著超負荷的壓力，而官方輕描淡寫的一句「認知錯誤」則被認為是「忽略這些群體的生存現狀」。 大談「國之大事」不如「關切小民溫飽」 最近，台灣各地的民眾都領取到了「普發1萬元」的現金，一些年輕人將領取現場的視頻也發布到大陸社交媒體上，引來眾多大陸民眾的羨慕。這個時候，有人卻談起「為何對岸能夠普發，我們卻沒有」？事實上，若是在中國大陸實現類似台灣的全民普發現金的舉動，不是沒有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被提及過，按照官方的說法，「由於中國體量大，人口多，實現對財政負擔較重」。這樣一種比較...

中國一年吃7億頭豬 中國是全球豬肉最大消費國，每年吃掉多達7億頭豬，消費量超過5千萬噸，吸引大量中國公司投入養豬業，但隨著業者養豬規模快速擴張，在中國各大產業廣泛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出現在養豬業，加上疫情過後，中國經濟不振，豬肉需求大幅下降，豬肉價格也因此急遽下降。 中國政府先前召集了國內最大的養豬戶，討論削減產量的措施，這是中國政府為應對供應過剩和提振價格而採取的最新行動。 中國農業部向有關企業發出的通知，要求牧原食品、溫氏食品等25家農業公司赴北京召開會議，討論控制產能的計劃，並呈報他們至今為止採取的措施。 中國農業部畜牧處表示，與會養豬企業必須事先公布明年1月時要減養多少母豬數量的具體目標，以及接下來幾年的養殖計劃。 參與這場會議的還包括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地。 中國已要求養豬企業減少今年的豬只數量，以因應供應過剩，並解決通貨緊縮壓力。 過去12個月豬肉批發價格下跌約25%，因經濟持續放緩，豬肉的消費需求大幅下降。 養豬場擴張致供給過剩 中國是全球最大豬肉消費國，他們的需求成長推動了養豬場的擴張和現代化，但近年來由於經濟疲軟，消費量下降，導致豬肉生產過剩，價格暴跌。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朱增勇表示，近期中國豬肉消費量已無成長空間，中國目前的需求穩定，不太可能進一步成長。 朱增勇也提到，今年企業不宜擴大豬只養殖規模，而是該集中精力降低成本，提高養殖效率。 2024年，北京將全國正常保留種母豬的目標數量從4100萬頭下調到3900萬頭，並推出了控制全國豬只生產能力的法規。 朱增勇表示，豬只數量的增加可能會在全年持續給豬肉價格構成壓力。 朱增勇預測，到2025年，豬肉進口將從去年的107萬噸進一步下降，對內髒的需求則保持不變。 2024年，中國豬肉及內臟進口下降15.7%，連續第4年下降，原因是該產業面臨市場供...

中共黨媒翻車！光明日報昨天在頭版刊出評論，宣稱有工人為了回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挑釁」，申請每月無償多加5個班。文章引發中國網友炮轟是「低級紅，高級黑」，還嘲諷應該調查作者是不是日本間諜。 中央社報導，高市早苗拒絕收回「台灣有事」的說法，中國升高對日文攻武嚇，官方與媒體持續發文狠批，光明日報22日在頭版刊出副總編輯陳品高署名的評論文章，題為「傾心儘力，為我可愛的祖國」。 文章宣稱，高市早苗那番挑釁言辭，不但讓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更加高漲，也催化成大家干好工作、報效國家的動力。 文章還宣稱有網友說：「我是流水線上的普通車工，為了回擊高市早苗的挑釁，我向班組長申請，從本月起，我每月無償多加5個班。」 這篇試圖激發中國人民團結反日的評論一出，卻在社群翻車。 在微博、百度相關討論區，中國網友一面倒炮轟這篇文章把「無償加班」包裝成「愛國反擊」，這種表演式愛國是「低級紅，高級黑」；有人形容文章「彷彿讓人一下回到了幾十年前」，嘲諷「古墓話術，版本太老了」。 許多網友提到，中國勞動法明確禁止無償加班，每月加5個班等於40小時，也超過36小時的法定上限，反批光明日報「你違法了」。 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郁玉2022年在北京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時被拘，2023年4月被控間諜罪，2024年11月29日一審被判刑7年，今年11月13日上訴遭二審駁回定讞。 多名中國網友根據此批評這篇文章「陰陽怪氣」，嘲諷「不愧是出過日本間諜的報社」，質疑文章寫成這樣「絕對是故意的，性質如同投敵叛變」；還有人呼籲國安局查一下作者是不是「日本間諜」。 這篇文章截圖昨天開始在社群瘋傳，一度登上熱搜。輿論翻車之後，網管刪除相關圖文，並下架所有轉發文章。不過光明日報官網仍保留這篇評論，有網友秀出買回來的報紙，笑稱「奇文留作紀念」。...

彭博資訊24日以「台灣已走到臨界點」為題，刊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全球事務教授白蘭斯（Hal Brands）的專欄指出，在北京加大對台施壓、華府可靠度備受質疑之際，未來幾個月恐成左右台灣長期命運的關鍵期，將決定美台關係在未來幾年的強韌度。有中國分析人士形容，台灣在美國支持下如同「扼住中國這條巨龍脖子上的鎖」，凸顯台灣不僅止於台積電的科技供應鏈地位，更彰顯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白蘭斯表示，他近期在台北與政府官員、政治人物和分析人士會面後，明顯感受到美台關係正走向重要的轉折點，未來發展可能促成更堅實的合作，也可能陷入破壞性的危機。他指出，過去一年美國政策反覆，使高度依賴美國安全承諾的台灣出現不確定與焦慮；同時，台灣內部卻在最需要團結之際陷入政治對立。 這些變化交織一系列複雜議題，包括貿易、國防支出、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的談判等，都在敏感時刻牽動美台關係。白蘭斯警告，若無法在未來數月穩住雙邊關係，台灣的生存與美國在印太的戰略地位恐面臨風險。 白蘭斯指出，台灣的國際重要性並不僅限於民主成就或半導體產能，其核心價值仍在地緣戰略。 台灣位處西太平洋要衝，掌握通往中國漫長經濟海岸線的門戶，南北分別扼守東海與南海，並位居第一島鏈中央，從日本延伸至印尼，是牽動中國海上力量、也關係到美國整體印太安全架構的樞紐。 對北京而言，台灣不只是歷史遺留問題，而是突破外海、掌控沿岸關鍵海域的戰略支點。白蘭斯引述一名中國分析人士說法，指美國支持下的台灣就如同「扼住中國這條巨龍脖子上的鎖」。 他強調，中方已透過軍事演訓、灰色地帶壓力、外交孤立與資訊戰多管齊下，加強「蟒蛇策略」，意在逐步收緊台灣的生存空間。同時，北京也快速提升封鎖與兩棲作戰能力，建構在脅迫失效時可立即轉向武力的選項。 白蘭斯分析，川普首任期對中國采強硬政策，使外界以為第二任期會延續同樣路線，...

如今不少人習慣將「國家解決」作為走出困境的終極答案，從求職碰壁時盼著「鐵飯碗」兜底，到創業遇阻時等著政策「搭便車」，甚至連鄰里糾紛都想讓政府「一錘定音」。這種對權威的依賴，看似是尋求安全感的本能，實則暗藏著一種危險的信號：當國家被賦予解決一切問題的權力，它便擁有了隨時「解決」個體的能力，就像一把能開所有鎖的鑰匙，必然也能輕易撬開每扇家門的防線。 一個能夠替你解決一切問題的國家，也必然擁有隨時解決你的能力。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權力運行的基本邏輯。 權力的擴張本性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阿克頓爵士的這句名言早已成為政治學的金科玉律，但其背後的深層邏輯卻遠未普及。 權力本質上具有擴張性和腐蝕性。它如同流水，總會自然而然地尋找每一個空隙和裂縫，填滿所有可能的空間。政治權力具有相對獨立性，也因此伴隨著權力蛻變的危險，這是權力需要制約的理論原因。 在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提出的發展任務，對政治權力的運作提出了很高要求：一方面需要權力的集中，另一方面需要集中的權力對社會、經濟和文化領域進行強力干預。然而，權力的集中帶來獨裁的巨大風險，權力的干預製造了腐敗的條件。 這正是權力需要制約的現實原因。 歷史反覆證明，未經約束的權力無論初衷多麼美好，最終都難免滑向濫用的深淵。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精闢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 全能型國家的陷阱 國家如何從必要的惡變成了全能的保姆？這背後是人性對安全與確定的深切渴望。 在動蕩不安的時代，人們本能地嚮往一個能夠提供全方位保護的強大國家。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描述了這一心理機制：對不確定性的恐懼使人們願意交出部分自由，以換取安全和穩定。 這種心理需求催生了所謂的「保姆國家」，它像過度保護...

在2025年的中國經濟寒冬中，失業農民工返鄉潮已成為一個敏感話題。官方數據顯示，數百萬農民工提前返鄉，背後的原因不僅是工廠倒閉和工資過低，更是整個經濟體系的結構性問題。 湖南衡陽縣預計2026年春節後有18.3萬農民工返鄉，其中4萬多人無法返崗。這股返鄉潮不再是簡單的季節性流動，而是大規模的「滯鄉」現象，引發了中央政府的警覺。為什麼習近平領導下的政權會對失業農民工返鄉如此忌憚？本文將從「惡意返鄉」的概念入手，探討失業農民工的困境、政策變遷，以及歷史上的類似教訓。  一、什麼是「惡意返鄉」？ 「惡意返鄉」一詞最早源於2022年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期間，當時一些地方政府將從中高風險地區執意返鄉的民眾污名為「惡意」，並威脅隔離後拘留。 例如，河南某縣長公開警告：「如果健康碼發生變化，不管原因，先抓起來隔離，不許惡意回鄉。」 央媒批評這是權力濫用，質疑標準和法律依據。 網民則以「惡意上訪」「惡意討薪」等話語反諷當局對民眾權利的隨意踐踏。 如今，在經濟衰退背景下，「惡意返鄉」似乎被借屍還魂，用於描述那些因失業而「無序」迴流的農民工。官方擔憂的是，這種返鄉不是有序創業，而是可能引發社會動蕩。農業農村部承認「規模性返鄉滯鄉」已失控，數千萬農民工上不能留城、下不能回鄉，土地流失、養老金僅200元。 這不是簡單的污名化，而是政權對潛在不穩定的防範。   二、失業農民工返鄉後該去哪？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基石，三億人支撐著城市建設和製造業。但當下，全球需求疲軟、出口訂單銳減、國內產能過剩，導致企業倒閉潮、失業潮和裁員潮。 失業後，他們在城市難以立足：房租高企、生活成本上升，卻無社保兜底。返鄉本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回家耕地、照顧家人，或尋找本地機會。但現實殘酷：農村土地已被兼并，許多人「土地沒了」，難以維持生計。 如果不返鄉，他們又該去哪？城市...